太药涉嫌制毒消息走漏后，太原的一些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指责太药作为国有制药厂竟然为牟取暴利制毒贩毒。由于此案还在侦破阶段，警方对案情守口如瓶。“凌老板”到底有无省级药监局签发的准购证，以及购买证是真是假，外人一概不知。有人推测“凌老板”有购买证，但是假的，所以具体承办业务的销售经理孙正军没被放出来。如果“凌老板”没有购买证，那李作恕等人根本就不可能取保候审。7月1日，山西公安厅宣传处杨长安副处长肯定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具体案情还不到批露的时候，但这件事(指太药涉嫌制毒)绝对不冤枉他们！”

　　可悲的救命稻草

　　2002年3月27日下午，根据此前在广州落网的跨国毒贩曹永江的供述，山西警方派出40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警突然包围了太原制药厂(以下简称太药)，太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无人确知到底发生了何事。数十人被警方传讯，零星得到的消息集中起来让人震惊：太药可能参与制毒贩毒，而毒品就是他们合法生产了20多年的氯胺酮！

　　让太药栽了跟头的氯胺酮在工人们的眼里原是寻常之物，太药早在1980年就按照国家批准文号合法生产它。以前工厂形势好，这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药种，每年产量一般300公斤。1997年因为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曾经停产过，1999年又恢复了生产。2001年5月，国家对氯胺酮加强管制后，太药向国家药监局申报下半年生产计划为7吨，6月得到国家药监局批准。此前的2001年11月，太药向国家药监局申报2002年的生产计划氯胺酮12吨，国家药监局2002年3月15日予以批准。由一年300公斤攀升到一年12吨，太药对氯胺酮的依赖越来越重，这也从另一面反映太药的窘境到了何等地步。

　　据太药工会副主席刘葆兰讲，工人们已经累计13个月未领到工资，在其他项目停产之际，唯有氯胺酮还能够为厂里创造一点效益，不至于让工人们喝西北风。现在氯胺酮车间也被封，工人们没什么指望了。

　　疑云密布

　　2002年一二月，太药分别接到氯胺酮购买订单1吨和2吨。订单者为何人，太药副总经理李作恕和总工程师童冬旺说法不一。童冬旺表情不确定地说：“可能是天津医保吧！”李作恕当时未表态，后承认“凌老板”毒贩曹永江今年初投下过3吨订单，至于是不是一二月的那两张订单，他含含糊糊，没有予以确定。

　　据李作恕讲，早在2000年，太药就因资金紧张寻求过合作伙伴，谈了四五家都没有成功。2001年初一家名为长治物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找上门来，要求合作。但资金一直不到位，到2001年11月，该企业说是筹到了几个亿的资金，双方又坐到了一起。

　　2002年1月16日，该企业来考察，一行七八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欧洲女子。“凌老板”首次露面，他被介绍为从香港来的大老板，是该企业的大股东。考察完后，凌大老板甩手就是10万元，说是太药困难，春节将至，给工人们发点慰问金。

　　两天之后，1月18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协议规定长治公司一年内投入4000万资金，但不承担合作前太药的所有债权债务，长治和太药六四分成。

　　厂里从10万中分出4万给工会，买油买粮送给贫困的工人，剩下6万存到银行里，按李作恕的说法是“留作以后细水长流”。工人们很高兴，以为救星到了。但也有人心存疑虑。工会副主席刘葆兰讲，当初她也想天上不可能掉馅饼，于是召开了职工联席会来讨论此事。当时厂里资金严重缺乏，医药行业GMP改造迫在眉睫，所以绝大多数职工的意见是“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谁知道他心怀鬼胎，看中的是我们的氯胺酮”。

　　缘起于一场购并案

　　一个企业，有其大门，却不挂其牌，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今日，如果不是违法经营的话，它这样做等于向世人宣告：我已经无力参与市场竞争，坐着等死了。太原制药厂(以下简称太药)就是这副样子。太药以前是有牌子的，并且响当当，“太原制药厂”与“东北制药总厂”、“山东新华制药厂”、“华北制药厂”并称为中国医药界4大家族。后来家运日衰，大门变换其旗，高悬“华北制药集团太原有限责任公司”的招牌，再后来此招牌也被卸下，从此“有其门不见其牌”的怪状延至今日。

　　1998年于太药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时太药明显地在市场竞争中落败了，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显示，太药净资产为负9408.17万元。太药严重资不抵债，已够破产的条件。但太药不愿意破产；破产了，5000多名职工到哪里吃饭？山西省政府也不愿太药破产；破产了，政府怎样去安置那么多没饭吃的职工？如果安置不妥，工人们势必天天去政府门口静坐，社会稳定就成问题。

　　救活太药成为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共识。2002年7月2日，山西省经贸委副主任张诚回忆当时的动机：“我们当时考虑到，如果能够救活太药，不仅盘活了国有资产，而且工人有饭吃，政府也无需为稳定问题担心了，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啊！”而在此前，在山西省政府的努力争取下，经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太药被列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1997年工作计划，为1998年被兼并企业。

　　此时寻找兼并方迫在眉睫。放眼全国，当时能够吃下太药的企业寥寥无几。华北制药集团(以下简称华药)映入视野。同为国家“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之一，曾比肩作过“药界四大家族”，如此的共同经历拉近了异地相望的两大药厂的距离。

　　当然，华药作为股份制企业，光谈“阶级感情”远远不够，潜在的利益回报才是决定因素。据华药一位中层干部透露，当初在华药董事会讨论兼并太药事宜时，大多数董事并不赞成，后来得知山西省政府做出了种种承诺，才最终同意。在诸多优惠承诺的诱惑下，华药于1998年4月19日以“资产划转，债务承担”的方式兼并了太药，并承担了太药的银行贷款债务1.7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华药是同山西省医药总公司签订兼并协议的，山西省政府在此前的1997年12月8日已经委托山西省医药总公司作为太药资产运营代表。

　　所以，2002年7月5日，华药董事长吕渭川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兼并自开始就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后患由此埋下。

　　资金难筹翻脸2000

　　1998年6月，华药向太药派去管理人员，全面接管太药。

　　华药兼并太药之初也曾雄心万丈，踌躇满志：用自己投入的新产品头孢五号、氯洁酶素等求发展，用太药的老产品保稳定，实现1998年止亏，1999年脱困，2000年盈利。

　　但雄心马上遭遇资金瓶颈。华药要在太原建一个年产100吨头孢五号车间，需投资5000万元以上。华药的如意算盘是将太药的一号厂房稍加改造，投资1700万元就够了。但其后经过建筑专家鉴定，由于厂房年久失修，必须重建。结果老厂房在1998年10月便拆掉，旧设备也变卖了。

　　旧的已去，新的没来。为筹措资金，兑现自己的承诺，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杨志明于1999年3月5日和3月30日两次召集相关部门和银行开会，进行专题研究。会上落实的资金情况是：华药出资2000万元，山西省经贸委安排1000万元，银行贷款5000万元。但最后，一分钱都未到位。2002年7月2日，当时具体协调此事的山西省经贸委投资规划处处长郭树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主要是银行的那5000万到不了位，华药和省经贸委也就没把自己的那份钱掏出来。

　　“也不能全怪银行，那时银行正向商业银行转变，对贷款控制得很严格，太药本身就欠银行1.7亿多贷款没还，资信太差，银行不贷给它是可以理解的。”郭树峰说。

　　1999年10月，朱容基总理到河北邯郸视察，华药董事长吕渭川趁机面提华药太原子公司的贷款难问题。当月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召集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工行、建行等单位一起研究华药的资金问题。形成的意见是：由太原子公司作为贷款主体，由上市公司华药股份公司提供担保，分别向山西省工行、建行申请贷款，山西省工行、建行以封闭贷款形式提供贷款。

　　最后，山西省工行同意异地担保贷款4000万元，但只给了短短的8个月期限。到期不还就从上市公司——华药股份公司划走。考虑到上市公司担保贷款必须履行信息批露制度，还得由董事会研究通过，另外贷款期限太短，等于从上市公司划走4000万，华药不得不放弃这笔贷款。

　　从此，银行的大门对华药太原子公司彻底关闭了。华药先后向太原子公司投入了2000多万的启动资金，但由于缺乏承继资金的支持，几乎没能起到什么效果。跨省兼并如此艰难，贫血的太原子公司眼见就要成为华药越来越重的拖累了，华药决定退出。

　　无人看护太药自寻生路

　　华药去意已定，虽然有早先的兼并协议约束，一时难以脱身，但此后它对太药不闻不问。太药一下子成为无娘的孩子，面临断炊的危险。太药工会在2001年11月向山西省政府的上书中痛陈企业之艰难：职工连续数月拿不到工资、累计拖欠工资十个月之久，养老保险无力上缴，保险公司提出警告将停发退休养老金，生产几乎全部停工，冬天采暖用煤以及水、电、煤气因欠费面临停供。

　　更有甚者，由于WTO协议的签订，医药行业GMP改造提速，能否与华药脱钩已成为太药再生的关键。因为华药去意已决，不会再投一分钱，而太药因为华药的存在也不能再寻新的合作伙伴。

　　华药、太药都迫切需要解除“婚约”，都想获得新生。但决定权不操之于它们之手。这也是它们合并时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政府所要付出的代价。

　　政府迟迟未见说法。太药不能等下去，还有5000多名职工要吃饭，于是就在政府和华药的默许下私下寻找合作伙伴，怀抱最后一线希望，死马权当活马医，最后终于上演2002年3月27日的涉毒风波案。

　　兼并案何时休？

　　太药出事后，中央震惊，当年的兼并案再次受到关注。

　　华药董事长吕渭川2002年6月赶赴山西再提退出兼并一事，山西方面也表现积极。据吕渭川讲，此次是由吴邦国副总理批示，国家经贸委出面协调，2002年7月4日，召集山西经贸委、河北经贸委，还有四大商业银行在华药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华药兼并太药一案如何解决。

　　吕渭川说，大家都在寻找解决方案，估计今年内总会有结果。但在方案出来之前，太药该怎么办，所有人都很茫然。现在太药因涉毒风波雪上加霜，生产完全瘫痪，每日领导办公室里来寻求救济的工人络绎不绝，债主也催债火急。

　　2002年7月1日，太药副总经理李作恕在办公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期间，接到太原市中级法院送来的一纸金额达280万元的执行书。据李作恕讲，今年来，已有数家债主将太药告至法院，金额共计1000余万元。李作恕无奈地叹息：“就是把厂子都卖了，都还不起这些债啊！”

毒品是对人性和人类的挑战，它自被采集和使用开始，从没停止过毁灭人类的野心。新世纪初始，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毒品蔓延的威胁，到去年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90.1 万人，其中8成是青少年；而目前在全国涉毒的县市更超过总数的72.7％。面对严峻的禁毒形势，我国在惩治毒品犯罪方面痛下决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我们在打击境外毒品流入的同时，必须警惕另一种毒芽的滋长：原本合法的生产经营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有没有抵御毒品生产诱惑的能力？如何建立社会自纠制度和精神疏导体系，用以杜绝毒品对正常的社会肌体渗透？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一个曾经辉煌的企业在困境之中雪上加霜，陷入了一场涉毒风波中。此事让我们警惕：一旦毒品生产渗入到合法渠道中，将因为更隐蔽而更具危险性。

    40多名武警包围药厂

    日前，一条令人震惊的国有药厂参与国际特大贩毒案件的消息被披露出来后，迅速被北京、上海等地媒体转载。

    消息称，国际贩毒集团主犯曹永江在山西省太原制药厂出现经营困境的情况下趁虚而入，诱使该厂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生产国家严格控制的氯胺酮（K粉），然后向香港地区及境外贩卖。在公安部、安全部的直接指挥下，山西省警方与广东、北京等地的警方联合作战，已破获此案。

    据了解，太原制药厂是我国“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由前苏联援建而成。它曾与另外三家药厂并称为中国制药业的“四大家族”。这个有着辉煌历史的企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案发后多名厂级领导被带走审查。而经历此事的一些工人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今年3月28日下午，正是上班时间，40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警突然包围了工厂，在氯胺酮车间生产的工人被眼前的变故镇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车间里满是刺鼻的药味。有关人员看到这是完全正常的生产，而非秘密工厂，工人只是按照车间安排进行操作。结果，警方只带走了有关领导，其余工人被放回家，而工厂的产品和车间被封存。

    此后，厂里多达数十人被警方传讯，最后被扣留的包括该厂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生产部长、销售公司经理等7人。

    一个多月后，7人中的4人被取保候审，他们是总经理王进秋，常务副总经理、厂长李作恕，总工程师童冬旺，生产部长田中江。而销售部长孙正军及其两名手下仍在羁押之中。

    孙的律师陈奇告诉记者，他曾就此向有关部门交涉，希望孙正军也能取保候审，一位警官告诉他：“孙正军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

    “这意味着，孙的性质可能比其他几个人要严重一些。”陈律师说。

    曾经辉煌的大型药厂

    案发后，记者随即赶到了工厂现场。当时正是上班时间，但整个厂区少有人影。走进厂部办公楼，也是如此。

    在办公楼的五楼，记者看到一间办公室里有人坐着，便与那人闲聊起来。他说办公楼里见不到人，是因为工厂不景气，都放假回家了。出事前，工厂只有两个车间在维持生产，一出事，氯胺酮车间被封了，厂里更是雪上加霜。

    记者后来见到了太原制药厂原工会主席王振江，他已经退休，因为工厂领导全部被警方带走，临时回厂里照应。与案子相关的问题，王振江不愿回答，他向记者大倒工厂经营的“苦水”。他说，太原制药厂作为我国最早建设的大型制药企业之一，曾研制、开发生产出各类药品250多种，销往全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的制药工业的进步和山西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管理体制、经营观念落后，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逐渐步入低谷。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太药严重亏损，成为山西省一个“大包袱”。后来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山西省政府的推动下，华北制药集团兼并了太药。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兼并并没有使太药走出困境。王振江说，工厂已经5个月没有发放工资，按他的说法，是“工厂现在掉到井里了”。

    工人们说事实上二十年来，太药一直在按国家批准文号合法地生产氯胺酮。工厂形势好的时候，这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药种，产量一般在300 公斤/年。但在工厂陷入窘境后，对这个药品的依赖程度加大。产量一路攀升至4到5吨，每年为工厂带来300 万元的利润，这些钱够给工人发四五个月的工资。

    对于氯胺酮产量的急剧扩大，有的工人过去也有议论，因为曾有销售人员在厦门因涉嫌毒品交易被捕。

    工人们说氯胺酮的生产伴随着污染，生产条件恶劣，但在这里工作，工人每月能拿到200 元的工资，而放长假回家的，每月只有

    120 元，所以仍有吸引力。这个车间曾要扩招10名工人，一下子有近200 人拥来报名。

    在太原制药厂，很大一部分职工都放长假回家，每月只有120 元，还常常不能按时发放。70岁的李丰盛是山东人，抗美援朝后复员到太原，参与了工厂最初的建设。他有四个孩子，三个姑娘一个儿子，在工厂效益好的时候，都被照顾进了厂。现在除二女儿是教师，由市财政发放工资外，其他3个孩子全部放了长假。

    企业窘境“被人利用”?

    一位太原制药厂的内部人士说，太药的这种窘境，客观上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实际上是“被利用”了。

    据说去年年底，一个姓凌的老板来到太药，说能搞到批文生产氯胺酮。见工人们生活困难，随手拿出10万元交给工厂，让工人过年。厂领导让工会拿走4万，买油买粮送给贫困的工人，当时工人们都很高兴，事后才醒悟：这是人家的“钓鱼之计”。

    今年过了年，凌老板拿来3吨氯胺酮的批文，工厂还没有生产完，就被查封了。

    至于工厂看到怎样的批文，通过了怎样的审查才和凌老板做成的生意，工人们不得而知。凌老板到底是谁，背后是谁，也无人知晓。

    工人们现在知道，氯胺酮可以制成“K粉”，服用可以增强兴奋效果。一些职工感慨说，工人原来以为可以靠这个药品生产自救，哪知道却在为毒贩打工。

    据有关专家介绍，氯胺酮的出厂价是每吨180 万元人民币，厂里能获利60万－70 万元；而到了境外，黑市价则达到每吨1600 万美元，约合13120 万人民币。中间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目前在该厂的工人间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药厂在利润的驱使下卷入其中；还有一种说法是药厂不是有意为之，是“被毒贩骗了”，毒贩是拿着完整的批文来购买的。

    但两部分人都认同以下观点：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企业生存困境和管理混乱。一个工人说：“工厂运转正常的时候，销售收入上亿，怎么会看上氯胺酮这300 万？没有了这种缺钱的急迫心态，也不会这么轻易地被人利用。”

    当然即使是那些倾向于认为工厂是被人利用的人们，也认为工人生活困难不能成为工厂为毒贩生产药品的理由，许多工人都这样说：“难道吃不了饭，就可以去抢银行？”

    相对于这一事件的具体处理而言，职工们更关心工厂今后的命运。不少人希望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能引起有关部门对太药问题的关注，他们迫切希望能对过去工厂里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彻底清查。“要当心一个人没饭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一个有严重生存危机的企业，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一位厂里职工向记者感叹说，“这个事件也是个好事，最终能促进大家对药厂现存问题的重视。”

    据了解，太原制药厂这次事件以及它的困境已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资料：氯胺酮，俗称“强奸药”，是联合国禁毒署宣布管制的麻醉药品，为国家严格控制的新兴毒品。服用这种药物后会令人变得迷糊，容易成为一些不法之徒迷奸女性的工具。 


来源：《南方周末》 200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