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伟彦：百汇医疗在中国走高端路线

4年前，佘伟彦医生作为百汇医疗集团的“开路先锋”，只身来到上海，试探中国对外封闭的医疗市场机会；4年后，身为集团中国与北亚区总裁的他已是新加坡上海商会会长，不仅主导建立了一支470人的公司团队，开了9家诊所，而且继续在这个全球最有潜力的医疗市场上开疆辟土。

　在访问佘医生之前，记者先去了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明天广场大厦4楼。那儿座落着百汇医疗集团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诊所——百汇华鹰门诊部。

　　佘伟彦说，这家诊所的落成，可真是不容易，前后花了近2年时间。谈到在中国医疗市场上的摸索、实践，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2003年底，佘伟彦从美国回到新加坡，次年年初加盟百汇医疗集团。此时，公司总部正在犹豫，是否应该去中国投资、做项目。于是，36岁的佘医生就被派到上海，负责做市场调查，试探一下可能的投资机会。

　　2004年4月初，佘伟彦拖着简单的行李到了上海。一个月后，进行市场调查。

　　当时，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也在做类似项目，他们便跟经发局合作，北上北京、山东等地，就中国的医疗投资机会进行实地视察。

　　到当年年底，佘医生已经建立了5、6个人的团队，而且完成了市场调查报告。他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在中国投资，而且要两条腿走路，即采取两种策略。

　　第一，通过集团的投资建设医疗设施。第二，在中国寻找好的投资项目，通过并购的方式扩张。

　　公司总部接受了建议，2005年年中，佘伟彦真正开始了在中国的创业和摸索。

　　一开始真是应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

　　佘伟彦先要在核心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一个团队，然后开始寻找一些可以并购的公司或项目。

公司总部落户在黄埔区

　　接着，他要决定究竟是把中国区总部设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还是经济前景看好的上海。由于上海卫生局和黄埔区政府给了他明确的支持，他最终将公司总部落户在黄埔区。

　　之后，佘伟彦从控制风险的策略考虑，决定第一步先投资一个1000万新元的诊所，算是一个尝试，同时向中国本土机构学习。

　　他说，“我首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创业的本领。”他指的“本领”，包括申请执照、招聘人员、管理以及如何满足临床质量的需求等等。

　　佘伟彦第一步走得很谨慎，因为他听说之前有些更大的项目最终失败，也知道当地卫生局对可能导致的人才流失有所担忧。

　　他认为，项目要成功，一定要走高端路线，而且诊所的地段也很重要。

　　终于在2005年底，他和团队选定了紧靠市中心的明天广场作为第一家诊所的所在地。

　　从2006年初开始，一步步按程序来。由于中国政府不允许国外投资者独资办医院，百汇医疗集团先确定同上海三大医院之一的华山医院合作，百汇占控股地位；接下来，便是申请执照、招聘、项目设计、设备采购等，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不过，佘伟彦说：“这还算是快的。如果没有上海卫生局和黄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样的项目，仅审批就要2—3年。”当然，没有合作伙伴华山医院的协助，第一家诊所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开出来。

提供国际化的医疗服务

　　第一家诊所开出之后，一切就都很顺利了。今年，百汇医疗集团还在上海之外的成都新开了一家诊所。据佘医生介绍，这是应成都市政府邀请而建的，目的是为了给当地外籍人士提供国际化的医疗服务。

　　在华4年多的创业经历，让佘伟彦学习了很多，也给了他“很大的training”。

　　他说，首先，在中国设立高端医疗机构非常困难，其中人力资源的问题最大。比如，拥有良好服务和临床培训的护士就很难找。为解决这个问题，百汇医疗集团旗下的医学院专门派人到上海给护士培训，或者索性把她们送到新加坡参加培训。

　　其次，在中国找一些合适的、能并购的公司也不容易。2006年年初，他们找到在上海历史最久、主要面向外国病人的瑞新医疗中心。直到去年5月，双方才谈拢并购事宜。据了解，瑞新医疗的客户中，50%以上是外籍人士，盈利情况良好。

　　佘伟彦说，让百汇进入中国并不断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医疗中心站，在设施和医疗人才等方面也具有成为区域医疗服务枢纽的潜能；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的中上阶层正在不断扩大，他们对医疗保健的意识与要求越来越高，也有经济能力满足他们的高需求。

　　他补充，未来的中国，有两个行业会得到大发展：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

　　谈到自己4年来的成功经验，他将“政府的支持”列为第一要素。“在中国做生意，最好取得当地外经委、市政府乃至区政府的支持。”

　　第二，要有一个强大的本地合作伙伴。如果没有华山医院的帮助，百汇华鹰门诊部有可能还悬在审批过程中。

　　第三，需要一个本地团队。他们最了解本地需要，也适应本地的商业文化氛围。

　　第四，要有强大的公司总部资源的支持。如果没有总部资源的支持，诸如护士培训、医疗专家、IT专家、实验室设计等不可能在短期内筹备好。

　　佘伟彦说，现在中国的中高收入群体人数越来越多，估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能支付国际高端医疗服务的人大约占到10%左右。

　　他说，现在中国的医疗情况有点像30年前的新加坡，私人医疗市场刚刚出现。